上海市教育委員会副主任 - 王平先生祝贺
孫中山青少年基金會(UK)總幹事兼"中英校園足球項目" The Sino-UK School Football Project 發起人- 鄭少強發言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祝贺
孫中山青少年基金會 Dr. Sun Yi Xian's Youth Foundation(UK) Independent Advisor - Jamie Houchen發言
中國教育部體衛芸司时任司長王登峰親臨祝賀 中英校園足球項目 The Sino-U.K. School Football Project的揭幕之講話
孫中山青少年基金會(UK)總幹事兼 中英校園足球項目 The Sino-UK School Football Project 發起人- 鄭少強講話 
英格蘭校園足球協會首席執行官John Read先生講話
參加 中英校園足球項目 The Sino-U.K. School Football Project培訓班學員戴淼元發言
上海市校園足球聯盟代表遊松輝秘書長講話
同濟大學副校長兼上海市校園足球聯盟執行理事長姜富明教授講話
英國足總教育部主任Jamie Houchen先生賀詞
孫中山青少年基金會(UK)總幹事兼 中英校園足球項目 (The Sino-UK School Football Project) 發起人- 鄭少強講話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陈瑞璋
Chan Sui-jeung，Centre of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提要：英军服务团是1942年7月由赖特上校倡议成立的。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後，所有英方人员被送往香港岛及九龙多处的集中营囚禁。其後赖特上校成功由集中营逃往重庆，业在当地组成英军服务团，总部设于广西桂林，作为南方的前线基地，主要工作是营救被囚的战、运送药物和其他物资进出集中营，以及收集情报供盟军使用，其间多次得到东江纵队的协助和保护。
Abstract: The British Army Aid Group (BAAG) was formed in July 1942 at the suggestion of Colonel Lindsay Ride. After the fall of Hong Kong in December 1941, all British side personnel were sent into various prisoners-of-war (POW) camps on Hong Kong Island and in Kowloon. Ride later escaped from his camp and arrived in Chongqing, where he formed the unit, with its headquarters in Guilin, Guangxi as a frontline base in the south. They mainly rescued POWs from the camps, smuggled medicine and other supplies in and out of the camps, and gathered intelligence for the Allied Forces. In the process, the BAAG had the active co-oper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East River Column.
1941年12月25日下午3：15，香港总督收到香港英军三军司莫德必少将的来电说，若持续战斗不仅毫无意义，甚至还会令更多无辜平民死在日本鬼子的屠杀中。少将建议总督向日本投降，以结束从8日清晨开始的攻击。总督接受建议。于下午3：25，少将要求全体官兵投降。
8日早晨的战争爆发之前，香港并非毫无准备的。那天，就有约12000支来自英国、印度、中国和加拿大的士兵的船只就位防御。除此以外还有特别行动队伍，他们是专门训练好藏在日军战线后打埋伏的。日军大多都经验丰富，而我们的防御队伍战争经验是相当不足的。比方说两个加拿大军营在到来香港之前对亚洲毫不了解，更不要提香港的气候与地形环境了。他们当中一些人都很年轻。在18天的战斗中，日军占领优势，同时控制了航空要塞。在日军发动战争没多久，香港的小型空军队就完全被打垮了。
在战斗中，防卫队死了2000多人伤了2300人。不过有少部分中国部队混入了当地百姓中。12月30日，日军将所有俘虏的士兵赶到集中营囚禁起来，有的过海兼步行到深水埗集中营。18天的战争让营里能用的东西全被洗劫一空，当6000多名英国、印度和中国士兵去到时，那里空剩连床都没有的破房子，他们只能用自己随身携带去的东西，情景一片凄凉。
时任香港大学生理学教授的英军赖特上校也在这不幸的队伍中。他在战争之前与他的学生和同事成立了香港皇家护卫队，他在里面担任上校管理队伍。作为有资深医学知识的战俘，他在营地里负责监管卫生和医疗。赖特自带的医疗物资是不够营地使用的，但向日军提出要求却屡遭拒绝。现在才是冬天，赖特意识到明年夏天一到，疾病爆发将愈为严重。出于现实所迫，他决定要逃出去告诉外面的盟友集中营里的苦况，才能帮助到营里的人。
赖特意识到逃出去总好过留在营里面对饥荒疾病束手无策。于是他找了两个愿意合作的伙伴，一个是中尉莫利，一位是副中尉大卫斯，他也知道自己需要一位会粤语的人，于是找到了在大学帮他工作的李玉弼，战争期间李是护卫队的陆军士兵。他们约好一起逃出去。
他们在1月9日的晚上用竹筏逃走。当他们逃脱的消息传开以后，士兵们一片欢欣鼓舞。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立刻前往西贡营救他们。
幸运的是，李联系上纵队一位叫“小鬼”的士兵，最终获救，并和港九大队蔡国梁在1月13日见面。他们得到很好的礼遇。双方互换了九龙的有关情报。赖特发现一些居民患疟疾，便用药物给以救治，此后便开始了两方在战争中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他们一路上躲避日本鬼子的追捕，终于在1月18日来到了后方惠州，然后转至曲江，最后到达桂林。
在赖特逃脱后，日本鬼子对集中营的士兵施加报复。收到这消息，赖特非常愤怒，但他清楚的知道，当务之急是帮助集中营的士兵逃脱并给病情恶化的同伴提供药物帮助。于是，成立“英军服务队”的想法开始萌芽。
当他安全抵达桂林时，他的决心变得坚定了。他去到当时的政治中心重庆，给领导讲述他的计划。初步计划是这样的，在中国找到熟悉香港的人结成军队，将基地驻扎在离香港尽可能近的地方，部队的首要目标是解救俘虏和被困香港的人们。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运输医疗物资到集中营并传达情报。有营地外几里处的游击队员相助，营救工作应该是可以顺利进行的。很快，他便得到印度盟友的支持。英国驻华大使和军旅长格里斯大尔带他去见蒋介石，并向其讲明需要东江纵队的帮助。由于香港的敏感地位，他们需要征得蒋的同意。除此以外，英国军队向中国允诺赖特不会做任何牵涉政治的行动。这行动的重心是从香港及其周边地区收集情报。
赖特立刻开始招募那些了解香港环境的人。最先找到三位，他们是Ronald Holmes, C.M. McEwan 和 E.M. Holroyd。 他们三位都曾在战争爆发时为英国情报机关工作并参与过敌后战场，其余还有李玉弼等人，计划在惠州驻点，那里距香港只有80多英里，并能和王曼医生（香港沦陷前，中国红十字广东地区负责人）开展合作。李和Dick Lee（李明开，中国杰出商人）在惠州负责设点工作。
英军服务团其中一个收集情报的方式是在惠州附近拦截逃离香港的难民并对他们问话。另一方法是派情报人员直接回香港去观察日军动态。有些则去到码头对日军水军动态和船只种类作详尽的记录。
1942年，英军服务团总部在桂林成立不久以后，便成功地向香港带去很多情报。当时赖特认为受困的人群当中如汇丰银行行长格莱布和香港大学病理学教授罗伯森对解放中国是很有帮助的。但当时，行长在日军的威胁下被迫大印钞票，而罗伯森被迫在细菌研究所工作。虽然英军服务团成功地和他们联系上，但是他们都在被解救前不幸身亡。格莱布死于日军的折磨，罗伯森由于对工作的强烈抑郁而自杀身亡。
在东江纵队的帮助下，情报成功地传递到集中营。当俘虏士兵被要求去做劳作时，情报员在他们工作的地方放情报。后来，到俘虏体虚到无力劳作时，他们把情报藏到每天给他们运食物的货车中，当俘虏知道自己的同胞没有抛弃他们时，他们士气大振。
一些情报信函是用隐形墨水写的，由英军服务团的特务带入各个集中营，终于成功联系上香港大学副校长Duncan Sloss先生。
这段期间，英军服务团为各集中营的百姓和士兵带去了很多情报，但赖特始终没有忘记，服务团成立的主要目的是营救被囚禁的人们。因此，当他得到各营地确切的信报以后，他决定在斯丹利营地策划一次大逃亡。但很不幸的是营里的人们由于饥荒和疾病已经变得很虚弱了，他们不敢再冒这样的险，于是计划被迫放弃。后来 ，战俘大逃亡的计划也慢慢形成，成功逃出一些人，不过最终还是因为日军用水泥封锁了水渠而使计划失败。
尽管经历了多次的挫败，但东江纵队国际小组还是在西贡及九龙城用了3周时间收集到新建的启德机场资料，并整理出完整的香港情况，特别值得称赞的是东江纵队所做的卓越优秀的工作。
整个1942年间，赖特成功建立起与深水埗集中营高级官兵的通信联系。在情报传递的过程中，尤为重要的一条信息渠道就是情报人员利用平时往返营地的货车，通过贿日军中的台湾士兵，秘密地运送紧急药物和维他命药片入营，以备囚犯成功逃脱的不时之需。这条情报渠道非常成功，赖特甚至可以在1942年12月29日给战俘送去新年慰问。但一切还才初见成效，1943年，就有170名不同国籍的人士被日本兵逮捕，当中有部分英军服务团战士。尽管部分英国和印度的军官在军事法庭上努力为自己辩护，但仍被判以死刑或终身监禁。最后，有超过40名战士被处决。1943年6月后不久，英军服务团原有的通讯方式被迫搁置。后来，当有些囚犯被迫去菜园劳作时，英军服务团又想出另外的招数，可是因为囚犯们害怕遭到日军的报复，所以，从1943年到1945年抗日胜利的这段时间里，英军服务团的行动范围缩减为只监察囚犯在集中营的地位与数量情况。
1943年年底，英军服务团策划一次重要的行动：在东纵港九大队的协助下，在大屿山建立一个观察站。当时，大屿山被认为是个重要的战略位置，可以观测到日军船只在珠江入海口的动态。要守卫好这个观察站，就要给游击队提供小型的枪支弹药。尽管获得游击队的合作和支持，但这计划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了，因为国民党当时在惠州总部的总指挥反对这一行动。于是在这年的作战中，英军服务团便唯有一边接受着东纵的支援，一边小心翼翼地应对国民党军队的全面控制。其实当时，国民党惠州总部主要担心的是，为游击队提供武装会给他们埋下隐患。结果，游击队还是靠自己的力量在大鹏湾建立起了观察站。
除此以外，英军服务团渐渐和美国空军飞行队（也称“飞虎队”）有了密切联系。早在1943年，飞虎队掌握确切情报后便在香港和其周边地区发起空袭，期间成功击溃湾仔附近的日军船只，约40名美国士兵被安全转移，这全靠英军服务团和东纵港九大队的通力合作。
1942年底，香港面临严峻的食物短缺问题，不少人死于饥荒之上。日军抓起了很多的平民，将他们送往海南岛或流放海上。面对这凄凉的局面，不少人返回珠三角家乡。英军服务团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提供食物或医疗上的救助。虽然他们原本初衷只是照顾那些回国的香港官员，但他们最后因得到英国红十字会和联合救助团的资金支持，得以从重庆低价获得粮食来照顾为数众多的难民们。
1942年底，在英军服务团面临粮油短缺之际，日军开始维修好了所有的造船厂，在众多熟手工人的劳作下，一切开始恢复正常运作。当英军服务团发现了这一状况，立刻想办法，去引导那些熟手工人回国，并在印度好好发挥他们的本事。1942年9月，情报员成功与部分工人联系上，并开始将他们逐批逐批转移出香港。于月底，已有153名熟手工人成功逃离去桂林，这使得日军立刻陷入劳动力不足的困境。
除了这些贡献以外，英国服务团还有更重要的一项功绩。在1943年中，成立了由127名士兵组成的香港义勇军团，他们赴印度作战并最后在缅甸取得显赫的战绩。
1943年中，日军从湖南向贵州迈进，于1944年占领湖南。当时眼看桂林和柳州将要失守，赖特带领下的英国服务团决定撤往云南。一路上，他们在桥梁和道路设下地雷，延迟了日军的进攻。最后，他们在1945年1月完成撤退。
5月德国在欧洲战场的惨败，标志着抗日战争胜利在望。英国服务团成功地在新宁、延平和澳门设下驻点。在最后一站即将来临之际，赖特请求政府给他在香港和广东其它地区的战俘们送去足够的食物和医疗物资。8月13日，总部收到重庆英国领馆的信函，要他们给斯丹利的殖民大臣福克林-占臣带个信息，总部将信息传到了澳门一位姓梁的情报员手上，内容是建议大臣一旦日军投降，他应立刻收复行使英国主权和行政权的地方。尽管赖特不想他的部下冒着生命危险，但还是派出3名人员去完成任务。他们乔装为中国渔民，不小心把船开去了香港。一到达，便和行高级非正式行政官罗伯特联系上，在他的住处于8月23日将信函亲手交给了詹臣。
格林姆森自己任命为政府行政长官，任命阿索麦克戈尔歌为首席法官。他们里应外合，在8月30日让一支强大的军队进入香港，随后英军服务团也相继在9月2日到达。格林姆森任命了中尉管理民生，战前政府官员获得解放。之前逃离香港的行政官大卫也返回了香港担任更高的职务。英军服务团很多士兵在政府找到工作。日军在9月16日宣布投降。1945年10月31日，英军服务团在香港正式解散。
* 以上资料由华夏文化促进会和广东省党史研究会联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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